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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從大水漫灌到靜水流深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提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勾勒出了我國未來40年低碳發展的遠景。
2021年2月，《國務院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國發〔2021〕4號）中提出“全方位全過程推行綠色規劃、綠色設計、綠色投資、綠色建設、綠色生產、綠色流通、綠色生活、綠色消費，使發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資源、嚴格保護生態環境、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礎上，統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確保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2021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的決議，描繪出2035年“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 的愿景目標。同時，以近四千字的篇幅闡述了“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持續改善環境質量”和“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三個方面勾勒“十四五”期間的治理思路和實施路徑。
“碳達峰、碳中和”已經成為我國生態環境治理中的重要目標，這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提出新的要求。20世紀90年代，英法等國碳排放達到峰值，提出2050年達到“中和”狀態，其中峰零轉型期約為60年。而我國無論是2030年的“達峰”目標，還是2060年的“中和”目標（即30年峰零轉型期），都意味著我國綠色低碳轉型的力度將遠大于其他國家。正如習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的講話中提到，這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如何實現這樣一場變革？這一場變革又將對生態環境產業帶來什么樣的變化？上述問題已經成為業內企業所普遍面臨和關心的問題。
關于“碳達峰”與“碳中和”的研究報告已經很多，這里不多做論述。僅看一個方面，在我國碳排放結構中，主要以能源活動（其中主要是燃料燃燒） 貢獻為主，其余主要為工業生產。實現路徑主要為需求側（即生產生活端）的減碳與供給側的減碳。需求側的節能與減排發展已久，工業節能、建筑節能等詞匯耳熟能詳。供給側減碳一方面來自于能源結構的變化，即新能源替代傳統能源，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抽蓄、風電、光伏、核能、氫能的發展均是為此，提高電氣化率亦如是。另一方面，從效率提升角度來說，更高效的能量轉化方式的探索與技術的開發、發展儲能系統等也將為減排做出較大貢獻。
不難發現，“碳達峰、碳中和”雖為環保命題，著眼點卻在能源。這一概念與我們日常所說的環保有著天然聯系，但切實感受又不太密切，其內在邏輯如何？需從“達峰”背后邏輯說起。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產生的物質需求是產業和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在生產生活中所產生的污染和資源消耗逐漸突破生態系統承載能力，從而造成環境惡化，碳排放即是環境污染的重要指標之一。無節制地向自然索取必將突破其承載極限，而后陷入不可逆的狀態。所幸的是，無論是出于人類生活所需，還是意識覺醒，人類對于環境的態度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開始發生轉變。在積極投入污染治理、減少環境破壞等系列活動的作用下，預期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總量也將達到頂峰，而后隨著投入的持續，逐步開始逆轉向下，實現生態環境的改善，理想情況下，最終將回歸到生態可承載的范圍之內。（圖3-1）
由此推論，“碳達峰”僅僅是污染/資源消耗總量達峰的重要構成部分之一，此外還有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自然資源消耗等方面，均存在著“達峰”而后“中和”的治理邏輯和要求，而在這一過程中就隱藏著推動各細分領域市場發展變化的重要分界點——即“拐點”。拐點之所以重要，是因在其前后，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社會公眾的意識、行為等都存在明顯區別，而我們的各類投資、治理手段、技術進步等所期望達到的目的也均是為了提前達到峰值拐點而后進入下行通道。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在人口聚集和工業發展的作用下，污染逐步超過環境承載力后開始加劇惡化，污染治理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因此，治理政策加速出臺、治理能力加速建設、產業快速發展、產業進入者增加、業內企業跑馬圈地搶占市場，環境產業總體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而隨著主力領域（大氣、市政供水、市政污水、生活垃圾焚燒、環衛等）在區域范圍內的增速放緩以及產能逐步趨于飽和（乃至過度建設），在各區域/領域的“達峰”逐漸顯現，產業投資建設放緩，運營能力和技術實力的重要性逐步凸顯，產業逐步轉入“下半場” 。
這也就回到了本文所要討論的核心內容，我們一直在說的“下半場”究竟是什么樣？產業及各細分領域會發生什么變化？如果分別用一個詞來總結上下半場，那應該是“大水漫灌”和“靜水流深”。而“靜水流深”的下半場，在政策、產業和企業層面將發生若干個方面的變化。
政策趨勢：精準治理、系統保護、各司其職
從治標到治本
回顧全球環保治理發展歷程，從末端治理到源頭管控是必然趨勢，是完善全過程現代治理體系的必經之路，而這一趨勢終將帶來市場和模式的變化。我國的環保治理發展亦遵循了這一趨勢，過去20余年來中國環境產業主要致力于發展末端治理業務，即污水處理、固廢處理、廢氣處理、被污染流域及土壤治理等，經過20年的治理，從效果方面來說“環境治理取得一定成效，環境質量有所改善”，從市場方面來說末端治理技術和設施愈發完善，末端治理市場愈來愈飽和。但相對完善的末端治理設施似乎依然無法帶來環境問題的可持續性根本好轉，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似乎和環境保護仍然是站在對立面的，似乎除了環境產業從業企業本身，對于各行各業來說，“綠水青山” 還是成本，而并非“金山銀山”。
2012年，生態文明建設被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習近平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貫穿始終。這一理念也逐步讓政策端和市場端都意識到，只有把源頭控制好，才能形成生產生活與生態環境的良好互動，真正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政策在向“源頭控制”發力。例如，2020年4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以下簡稱“新《固廢法》”）經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研究新《固廢法》內容可窺見國家決心解決當前固廢處理處置面臨的回收利用末端處置關注多、全產業全流程治理關注少的問題。
新《固廢法》明確新形勢下國家推行綠色發展方式、促進清潔生產和發展循環經濟新要求，提出“產生工業固體廢物的單位應當依法實施清潔生產審核” 、“國家鼓勵產品的生產者開展生態設計，促進資源回收利用”等要求。同時，國家提出“兩禁一分促‘ 無廢’”，即禁止洋垃圾入境、禁止一次性塑料、推行垃圾分類及建設“無廢城市”的政策。國家種種政策的頒布都為固廢領域的發展做出了指導，即固體廢物污染防治要由污染末端治理向全過程現代治理體系轉變，源頭防控、清潔生產和循環利用全流程治理模式需要不斷強化。
另一方面，業內各個環境企業已紛紛深化工業端環保業務市場的布局。
國際環保巨頭威立雅已開發出頗具競爭力的創新處理方案和頂級的專業技術，對化工、碳氫化合物加工業、石油和天然氣工業、食品和飲料、紙漿和造紙、制藥工業、汽車工業、金屬、微電子、電力等不同行業特征有針對性的提供整個水循環：提取或脫鹽、生產工藝用水、處理并回收廢水及污泥等服務。
2020年蘇伊士公布的企業綜合報告顯示，蘇伊士2019年致力于為其全球工業客戶提供更優化的固廢廢物領域管理和優化水循環問題。其工業客戶遍布西班牙、中國、摩洛哥、韓國、卡塔爾、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國家，行業涉及裝瓶、電力、石油、肥料、木材、攝影膠片、生物燃料生產等。在中國地區，蘇伊士已獲得山東省東營工業園區30年工業廢物管理合同，總價值6.03億歐元。項目將建造和運營一個處理24種類型危險廢物的固廢能源轉化工廠，年處理能力為60,000噸。蘇伊士集團自2018年以來一直在處理該市的工業用水。
北控工業環保的核心團隊多年來積累了大量工業水業務經驗。通過EPC、BOT、TOT、BTO、PPP、OEM等服務模式，深入開發了工業園區、煤化工、石油化工、醫藥及精細化工等主營業務領域；覆蓋循環水系統、預處理系統、生化處理系統、深度處理系統、回用水系統、零排放系統、節能降耗及工業大數據等多個業務范圍。公司成功在國內引進并應用新一代生物藍海技術——好氧顆粒污泥技術（AGS），目前已完成該技術在亞洲的首座工程化應用案例。
國內外環保龍頭企業已經開始了工業端業務的布局，并已逐漸積累和沉淀出現代的、科學的工業環保問題解決方案。
如果說上文提到的變化是一個層面的末端向源頭轉變的話，那么2020年9月中國政府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中國將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則將矛頭指向了另一個更根本層次的“源頭控制”，即我國能源結構對環境的影響。
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在2021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表示，“要突出以降碳為源頭治理的‘ 牛鼻子’，實施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牽引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和生態環境持續改善。”我國將落實減污降碳總要求，編制實施二氧化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加快推進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
“十四五”時期，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將進入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的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一方面零碳排放的光伏、風電、氫能等清潔能源領域必將獲得快速發展，另一方面，環境產業將越來越深入的融入到社會生產生活各行各業甚至各個方面，產業邊界將進一步模糊化的趨勢也應引起業內企業的高度重視。
從單點到系統
由于環保業務較強的屬地性質，多數環境企業，尤其是末端治理企業，在起步期、成長期乃至成熟期都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化發展的特征。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逐步觸碰到區域內的業務增長天花板后，必然面臨一個戰略選擇：未來的市場空間在哪里？
面臨這一選擇，業內企業除了區域化的擴張之外，另一條路徑則普遍呈現出業務的跨細分領域的系統化發展特征。根據和君咨詢生態環保事業部觀察，業內企業的系統化主要呈現兩個類型：一是從單點治理到系統治理的產業鏈縱橫向擴張，這一點想必已為大家所熟知；第二類雖長久以來存在，但并不為大家所熟悉，或說并不被大家所關注，是從政府治理理念到產業實踐的全面升級，真正實現生態與城市的雙系統融合發展，我們認為，這將為產業發展和業內企業發展帶來新的想象空間。
先從業務鏈條上的系統化來看，如上所說，將呈現出縱橫兩個方向的系統化。從橫向來看，從單一細分領域（如污水治理、生活垃圾焚燒等）向綜合環境治理方向進行延伸，構建多業態的綜合服務能力是大量區域環保平臺的選擇。例如業內知名企業瀚藍環境，2000年上市以來，從供水到固廢到污水，形成了多元化的業務結構，其發展得到了市場和同業企業的一致認可。同時，威立雅、蘇伊士、北控、首創等全球、全國性龍頭企業，海峽環保、中山公用等區域性環境企業也紛紛開始多元化探索，系統性的滿足自身所在區域范圍內的環境治理需求，為政府解憂，為百姓解難，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從縱向來看，則是沿自身產業鏈的前后端一體化。如偉明環保從生活垃圾焚燒發電起步，向前端垃圾清運、后端垃圾滲濾液等領域延伸，形成一體化處理能力。此外，還沿產業鏈進一步向前進入環保裝備研發、制造與銷售、環保工程承包與建設等領域。再如格林美，從廢舊電池與電子廢棄物拆解，從再生資源領域向前端延伸至電池原料與材料領域。
如果說產業的縱、橫向延伸將對企業的資源和能力帶來新的挑戰與變化，那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與管理融合的系統化這一理念的日趨明顯，無疑將帶來整個產業邊界和模式的根本性變化。
我們看看國際領先的城市在生態與城市融合發展上的觀念與實踐探索。以國際知名的生態花園城市——新加坡為例，2015年提出建設具有“生態智慧”的宜居市鎮，“零浪費”文化和開拓新綠色經濟模式三大愿景，對藍綠空間、空氣質量、雨洪系統、交通、資源利用和社區管理提出了相應的建設目標，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對產業空間進行集約化布局，并進行了產業園循環化、生態化改造，設計水道、景觀、工業廢棄物、能源生產與轉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綠色社區構筑等大型項目，以期實現城市綠色發展。這其中帶來的大量規劃、重建、新建、處置的市場空間不言而喻。
在這一變化趨勢下，還將催生若干新的業態。例如萬科物業與珠海大橫琴攜手打造的“物業城市”，將物業、環衛、園林等業務進行進一步融合，形成“城市管家”的全新業務形態（圖3-3）。立足于此，在城市與生態系統深度融合發展的未來，以生態承載力為前提的產業布局和空間布局（現在已經在進行實踐探索）將與現在的城市和產業形態大相徑庭，彼時的生態治理與維護又將呈現何種形態？我們不得而知，但可想象必將催生一系列的不同業態和企業。
市場化
生態環保的產業化和市場化發展一直以來都是各國發展的必由路徑，簡單來說就是政府和企業兩大主體之間的責任和權利的不斷重新界定與分割的過程。落實到產業層面，不同的細分領域的市場化程度將呈現出不同的市場化進程，具體來說，我們認為將呈現出三個階段性的特征，即污染治理的市場化、生態修復的市場化和生態運營維持的市場化。
末端污染的市場化，是我們正在經歷（或說已經經歷）的過程，污水治理、環衛等細分領域皆如此，從事業單位改制成為國有企業，到民營資本的參與，明顯的體現出了這一趨勢特征。而隨著末端污染問題逐步得以解決，生態修復（如水體治理、土壤治理等）領域的市場化進程也逐步推進，從主體責任難以厘清，到明確“誰污染、誰治理”的基本原則，到后端運營付費機制的改變，均體現出了明顯的市場化進程的推進。而從治理的模式上看，也明顯的體現出市場化的趨勢。
早期我國生態環境治理主要采用BOT模式，即建設—運營—轉讓模式。而隨著政府疲于獨自承擔環保費用及處理各種BOT模式產生的負面效果，結合我國環境產業的發展水平持續提升和企業主體作用的不斷加強，2017年，政府為推進完善污水處理行業的市場體系，發布《關于政府參與的污水、垃圾處理項目全面實施PPP模式的通知》（財建〔2017〕455號），PPP模式進一步完善了環境產業的市場體系。PPP模式是指為了建設基礎設施項目，或是為提供某種公共物品和服務，政府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與社會資本以政府購買服務合同、特許經營協議為基礎，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發揮雙方優勢，形成一種伙伴式的合作關系，并通過簽署合同確保合作的順利完成。由社會資本向公眾提供市政公用產品與服務的方式，提高質量和供給效率，最終實現使合作各方達到比預期單獨行動更為有利的結果。PPP模式雖消除了在BOT模式下因污染企業破產關停導致責任主體缺失、治理資金缺乏等問題，充分發揮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調動企業在資金投入、技術研發等方面的積極性，但長期付費來源依舊存在問題，對新模式的探索依然不能停下腳步。
2020年，生態環境部等3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推薦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模式試點項目的通知》中，提出了EOD模式在環境產業的運用。EOD模式，即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模式。該模式是以生態文明思想為引領，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為基礎，以特色產業運營為支撐，以區域綜合開發為載體，采取產業鏈延伸、聯合經營、組合開發等方式，推動公益性較強、收益性差的生態環境治理項目與收益較好的關聯產業有效融合，統籌推進，一體化實施，將生態環境治理帶來的經濟價值內部化，是一種創新性的項目組織實施方式。簡單點說，就是將生態環境治理項目同與之相關的產業項目一起實施，也就是項目打捆、項目整合，與流域綜合治理開發理念類似。在EOD模式下，建設好生態環境治理項目之后，將為區域產業發展帶來極大促進作用，直接推動區域增值，這是公益性項目的正外部性體現。傳統實施模式中，需要等生態環境治理項目完成后，再去實施產業開發，不僅開發進度被拉長，而且還容易受公益性生態環境治理項目籌資難等問題影響，進一步限制產業落地的機會。在EOD模式下，通過將公益性的、沒有收益或收益極低的生態環境治理項目與在其影響下有顯著效益空間的產業項目結合起來一并實施，有利于吸引社會資本投入，既可以解決項目融資的問題提升綜合實施效率，也能將環境治理的成本從政府轉移至產業。
隨著治理思路和主體責任的進一步探索，近年來生態環境領域的市場化進程進一步加強，在多個生態文明試點地區分批次開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全新探索。
生態產品及其價值實現理念的提出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在思想上的重大變革，正逐漸演變成為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實踐抓手。具體來說，就是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本質是為培育、建立和規范生態產品交易市場，創造更多優質生態產品的市場交易機制。
以浙江省麗水市的探索為例，麗水市云和縣在土地出讓領域通過生態環境增值核算，土地使用權人對生態環境附加值付費，實現土地載體溢價。在此基礎上，麗水市設立兩山銀行，作為土地載體生態溢價部分資金的管理機構，并將土地土壤后的生態增值資金用于地塊周邊區域的生態環境改善和建設。在這一模式中，作為地方生態環境治理的國企平臺企業將迎來全新的市場機會。
第二個案例同樣是浙江麗水市云和縣，該縣成立“生態強村發展有限公司”，承接發改局生態產品服務（包括水源涵養、氣候調節、水土保持、洪水調蓄）的服務采購，進行生態環境的運營與維護，業內企業的市場邊界進一步的得以擴張。
